五卅运动是五四运动吗

不同的是，五四以学生为主，五卅以工人为主，时间上也有差距。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五卅运动发生在1925年

维金斯基的五卅运动

魏京思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中，已经注意到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报告指出，“在中国反帝运动的普遍高涨下，由于中国军阀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中国的局势从去年起就已经孕育着人民在这个地区和这个大国的另一个地区发动暴乱的危险”。

五卅运动爆发后的6月7日，魏敬思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进攻》，评价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文章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年轻阶级的巨大潜力和能量，并被赋予社会保险。”

中共四大宣言宣布的五卅运动，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立即派魏京思同志到中国来”。魏京司接到指示后，立即出发，第三次前往中国，于1925年7月初抵达中国。根据来中国后的工作情况，魏敬思的主要任务是指导五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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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魏京思经常在住处与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等领导人举行会议，讨论情况，制定政策。除了主要在上海工作之外，魏京思还不得不去北京与加拉罕秘密沟通和谈判。当时加拉罕在北京，琐巴宝罗亭在广州，维克多在上海。因为前两者作为正式使团具有外交地位，苏联由于各种因素不愿意过多介入。因此，姚认为，韦敬思“承担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是正常的。1925年6月25日，俄共政治局对华决议要求“必须推动抵制、局部罢工、总罢工形式的革命运动，特别是铁路总罢工，不要加剧危机”。同日，针对上海总商会6月20日“市场6日开放”的决定，上海市总工会向各工会发出通知：“不管工商部门开放与否，工人永远不上班，坚持到底，除非达到完美的目标”。但由于7月后大中学生放假，小资产阶级的战斗情绪开始低落。全国反帝斗争形势急转直下，五卅运动进入收缩阶段。因此，维金斯基7月初抵达中国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坚持上海的罢工。为了“尽可能拖慢上海的罢工运动，以期进一步扩大和上升”，魏敬思曾“全力以赴发动北方”，呼应与上海的斗争。然而，在维金斯基看来，这次“北方发射”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他认为原因如下：一是国内各种工人运动的中心相距甚远，交通联系不畅；第二，中国共产党力量薄弱。

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已经意识到“运动在走下坡路”。因此，在1925年7月28日举行的会议上，中国委员会改变了以前的“我们必须提倡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的决议，指出：“罢工斗争与召开中国社会团体全国会议无论如何没有联系的基础”，“我们必须提出更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上述中国委员会的指示在7月底左右通过电报迅速传达给在上海的魏京思。接到指示的第二天，维金斯基立即赶往北京，并于8月3日抵达北京。8月4日，魏京思和加拉罕“制定了行动计划”，准备“制止沪港罢工运动”。这个“行动纲领”的基本原则是：“工人继续罢工，他们用的不是国家口号，而是经济和地方的国家口号”。魏敬思、的具体主张是：首先提出经济和地方民族的要求，为与外国企业主谈判奠定基础，同时声明工人之所以不得不让步，主要原因是“张实行反民族反动政策”；一旦满足要求，工人就复工；需要通过工会理事会宣布，支持北方政府，要求北方政府联合南方国民党政府，反对帝国主义。魏敬思认为，“将具有民族政治斗争性质的总罢工从提出民族要求的高度降低到主要经济要求，从而通过这种做法创造出与外国企业主开始谈判的可能性，同时使这次罢工的前景更加明朗”。这无疑是体育转入低潮时的明智之举。

魏京思工作太忙，一天也不能离开上海，只在北京呆了一天半，8月4日去上海同中共中央讨论如何执行已经同加拉罕制定的“行动计划”。192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上海发布了《告工人兵士学生》书》，其中体现了上述《行动纲领》的主要目的。它指出：“上海和香港的工人为中华民国的独立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了两个多月……”，而这场抵抗运动“已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作出让步”；但“奉系军阀张派本部志愿去帮助英、日帝国主义”，“天天收团，捕工读”；因此，在“民族抵抗运动不能马上形成”的现状下，“工人阶级如果不顾环境而单干，帝国主义者立即抛弃不平等条约是永远不够的”。声明称：“上海工人现在应该明确表示，他们当然会继续通过罢工来争取自己的经济和法律要求；至于全国的普遍要求和工商界各界提出的条件，工人们应该全力赞助南北政府，齐心协力废除不平等条约。”

于是，上海总工会立即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复工问题，并发表声明说：“自从罢工开始，也就是多次声明，国家是有利可图的，虽然肝脑涂地，但已经不需要重视了.而工人等国内外大势，老公二月奋斗的经历，既没有强大的外交，也不缺乏武力。只有赤手空拳，敌人强大，外人才占我便宜。因此，据说工人们不仅表达了他们团结二月罢工的决心和毅力；什么时候继续解放全中国的战斗比较好。

功于后。惟此长期之斗争中自不能不审定步骤，先谋部分之解决”。陈独秀也于1925年8月23日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指出：“为防御上海、香港罢工孤立的危险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上海、香港罢工的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织一委员会来解决。” 为准备长期斗争，维经斯基提出“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把工会和一切工人组织集中起来并从组织上加以固定的工作上”。瑠从1925年8月19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上海工作的具体设想，主要有：

1、使基层工会的管理委员会、即罢工委员会变成工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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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上海总工会成为上海无产阶级更集中的战斗的执行机关;

3、在各级工会组织中加强共产党党团的影响力;

4、成立工会组织的地下机构和组织工人武装自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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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吸收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党的队伍。同时，维经斯基还提出：“立即通过派出教官和组织者的办法把上海的经验传播到其他大城市”。

各工厂陆续复工后，1925年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当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书，指出，“军阀们只能一时封闭你们的工会，不能永久封闭你们的工会，更不能封闭你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只要你们的内部团结不为商会及工贼的阴谋而涣散，帝国主义者、军阀外面的压迫，都是不足惜的”。瑢维经斯基在9月28日的书面报告中，谈到：“我们对已开始的镇压行动做了准备，建立了工会的地下机构，通过我们的党团加强了对工会的领导，建立了党团与党的地方和地区委员会之间的密切联系，”琐所以，虽然总工会被封闭，党与工人的联系并没有被割断。中共上海区委于总工会被封闭后的第三天即9月21日召开会议，议决举行上海工人代表会议。瑶9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总工会遭封事件之宣传大纲》。同一天，“代表全上海工人利益而奋斗”的上海工人代表会议由“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等数大工人团体发起”召开。

随着五卅运动的接近尾声，维经斯基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奔走于北京与上海之间，准备10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以“总结过去的经验，指出今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并拟定我们的具体工作方式”。 1926年2月21日，维经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解放运动的总结和近期前景》一文，旨在“对著名的上海事件以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作出一定的总结”。文中，维经斯基列举出的五卅运动的主要成就是：国民党的空前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工人阶级表现出的先锋作用、中国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劳动群众愈加同情苏联。维经斯基还指出，那种认为“中国的革命浪潮正在低落下去”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的确，五卅高潮虽然过去了，但“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反帝热力，确是保留在那里，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起着重大的发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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