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曾经被视为下一个大风口的社区团购，在2021年遭遇困境。头部企业收缩业务，腰部企业也开始退场，甚至在舆论场上还遭遇了一波“互联网巨头夺走菜贩生计”的争论。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2022年奥密克戎的传播，使社区团购又“活”了，尤其是在上海。由于原有的城市食品供给链条中断，又难以通过拥挤的购物应用程序下单，上海居民不得不组织团购，直接从供应商那里订货。

跟过去不同，这次社区团购的主力军更多是商家、社区自发组织，并主动对接，从商业交易变成了民间互助。上海的民间力量在非常时期，呈现出独特的担当和能力。当大的民营企业如盒马、京东被体系性地限制之后，民间展开了有效的自救。

社区团购模式之前被巨头看好，是因为在下沉市场能够凭借团长的人脉，有效地提升获客率和复购率。而“团长”的重要性在此次上海疫情防控中凸显了出来。那些携带有效资源、能帮大家订到菜的人，或是愿意投入时间精力解决邻里困难的人，在各小区的群里自然地做起了“团长”。

这一波“团长”的出身与上一代不同。第一代催生出的“团长”大多是社区周边临街的夫妻杂货店，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拉群发广告，然后把街边店作为团购自提点。而上海这轮疫情封控中涌现的大量新团长，本身就是小区的居民，在运营能力上相较上一代团长也面临着更多挑战。

上海媒体报道说，优秀的团长要幺“自己有现成资源”，要幺“有精力开拓新资源”，同时他们还要“有能力鉴别资源”。此外，能对外代表居民发出统一的声音，是“团长”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因为货只能送至小区门口，团长需要有能力协调物业、居委会和志愿者帮助消杀和分发。

上海的一位团长告诉我，他认为团长的组织能力体现在五个方面：通过人脉关系联系货源;开展风险评估与控制;熟练使用线上团购与协作工具;动员志愿者协同;做好风险与责任的兜底。他为我出示了自己整理的标准作业程序（SOP），里面包括五个板块的内容：沟通供应商信息;接龙确认基础数量;“快团团”（或其他团购程序）开团;向供应商下单;卸货、分装、配送。每个板块都有专门的重要提醒事项，且在持续优化中。

在疫情配送中，商家自己要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要成为保供的服务商，搞定物流和通行证，解决仓库能够开仓的问题，而后端就要靠“团长”闭环了。没有团长的组织和联系，居委会不放行，物流就进不了小区。而且，没有起订量，商家送一单亏一单。“团长”就这样成为相当于连接物资与小区最后一百米的人。

从社区团购发展史来看，随着“团长”加入到供应链中，网上杂货的单位经济性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客户获取成本降低了，因为“团长”负责创建他们自己的客户群。客户全生命周期价值得到了延长，电子商务的转化率也更高了——在微信社区团购中可以达到10%，而不是典型的2%～3%。社区领袖和客户自己负责最后一公里的配送，节省了物流成本（降低物流成本往往是市场上盈利的唯一驱动力）。平台可以携带更少的SKU（库存量单位），直接从源头大量购买，而不是通过中间商，这意味着农产品可以更新鲜，客户体验更好。

新鲜食品和杂货一直是电子商务的“圣杯”。这项任务如此艰巨，连电商巨头亚马逊都没能破解。可是，中国的微信团购却通过小程序逐渐有所突破。从拼多多开始，社区团购让集体竞价成为群聊中的日常活动。谁也没有想到，社区团购在2022年的春天竟然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中以如此奇特的方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疫情中，社区团购的“社区性”显现得淋漓尽致。武汉疫情结束后，拍了一部电影《中国医生》。等上海疫情结束，或许可以拍一部电影《上海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