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铁皮隔出的快递摊上,二三十个鞋盒大小的纸箱都贴着美国发货的SGR标签。服务员不避讳这是假装寄到中国的把戏,坐在电脑前,她输入了一个已签收的单号,“看,洛杉矶收件,清关,寄到上海,再转了顺丰”,“一个晚上能有几百单”。
一些知道真相的买家似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56号摊位,贴有SGR“洛杉矶-上海”标签且顺丰单号为92744117****的快递即将寄往广东,寄件人是用中国手机号的“baby”。此时,1月11日晚上11时。过了20个小时,快件在上海青浦香花桥营业点装车了。 按照快递信息,记者微信联系了收件人胡女士,询问是否需要维权。她并未回复,随后的电话沟通中,她只说着一句话:“不需要,谢谢。” “金盆洗手”后重返“鬼市” 事实上,莆田工商部门对“鬼市”假货的打击从未停止。他们约谈商家,夜间巡查,2013年曾3个月巡查36次,罚款38万多元。他们也试图寻找假货源头,提出将专项行动“扩大到农村、城乡接合部等地区”,“加强日常排查”,并严肃查处一批违法案件。 莆田对安福电商城满怀希望,2015年,当地宣布力求3年内让此处年网络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 然而,监控器成了造假售假者打探情报的耳目,它们装在了作坊和电商卖家门口。安福电商城的一名卖家直言这是“防工商局的”,“(看到)他们来敲门,我门不开,灯一关”。 为了防止突击检查,程相还坚守着一项“大家都这么做”的法则:货完工之后,马上转移到别处仓库,绝不留在作坊。 仓库也明白如何“相互取暖”,在与“鬼市”一条马路之隔的地下仓库,一名出租仓库的男子毫不掩饰:“这么多人都做(品牌鞋),有工商来的时候,群里都会通知”。 在程相眼里,“抓鬼”有时也沦为个别执法人员的寻租生意。他的作坊偶有执法人员上门,也不查封,只说随便坐坐。“谁没事会来你家坐坐?我懂什么意思。”程相是个“识相”的人,他送上“好处”,后来,一些熟了的执法人员也会建议高档哪种鞋好卖。 程相苦于身在“鬼市”,他和中间商相互提防着。有时送货,中间商不让他上楼,“怕我们知道他在哪个房间,不然欠钱了,我们就会上门”,“这事儿也没法到法院打官司”。 电商平台也在夹击着售假者。2015年8月起,阿里巴巴一年内撤下了3.8亿个产品页面,关闭18万间淘宝店,以及675家生产、存储或销售假货的运营机构;与此同时,腾讯封停了超过1.1万例涉嫌售假的个人账户,鞋类为品牌维权的热门品类。 吕申的亲友纷纷中招,她的弟弟开了一家品牌鞋网店,还没接单,店就被封了;她的舅舅忙于借身份证注册淘宝,另一些人则索性直接买了经营良好的账号。她深知这存在风险,因为身份证持有者可能未来某天会去申诉“被盗号”,说店是他们的。 当地鞋业人士慢慢发现局面不妙:全国鞋类电商越来越多,竞争加剧;同时,有得制鞋原材料,一年左右已从每吨1万元涨到两万元,利润越来越薄。 吕申最终不再卖鞋,她抛弃了“鬼市”。程相也感觉寒冬已到——他的订单愈发少得可怜,有时一天只有一两双。半年前,他转行跑运输,从“鬼市”出局。 但永远有人希望涌入这座“围城”。一名6年前“金盆洗手”的“阿冒”向记者坦承:一度,他响应政府号召,做自主品牌,但同一条生产线做出来的鞋,挂名牌能卖500元,挂他的牌只卖150元,还卖不出去。 坐在茶桌前的他一脸绝望,思来想去,他递过手机,屏幕上是红色的某款名牌鞋。这个已损失数十万元的商人说,他花了20万元,最近又找人去“开板”了。 6年没做过“阿冒”的他,此刻试图重回“鬼市”,再搏一次。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程相、吕申为化名) 本报福建莆田1月15日电 相关阅读: 去“假”存“新”的转型之道 实习生 张玛睿 何欣禹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 安福电商城一处路口有4家“新百伦”门店,细看之下,无一是真正的新百伦品牌。当地人称此为“擦边”品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摄 要不是当地鞋业人士的讲解,福建莆田安福电商城内一个路口的4处“新百伦”品牌真假难辨。 真正的新百伦商标是“NB”,但在这里,它们有的是“NB:VS”,有的是“NB108 Studio”,有的是“亚太新百伦”,有的名为“美国新百伦本色”,还煞有介事地加了“授权”二字。注册商标的R字打在了一些门店的牌匾上。 在这个白天几乎歇业、晚上热闹非凡的“鬼市”,这些打擦边球的“自主品牌”是除了品牌鞋之外的另一病灶。莆田某自主品牌董事长直言它们是“没有基因的品牌”,研究区域经济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国平则称其为“傍大款”,并认为企业应有较高的创新精神和自主意识。 “伪”自主品牌最终只能自生自灭 事实上,号召鞋企转型打造自主品牌,本是莆田政府与电商平台应对层出不穷造假之势的第一张牌。 这场引导当地某些领域“假货经济”转型的浪潮2011年前后席卷开来。在这些年的“创牌大潮”中,最终一些品牌成功晋为新星,也有“伪”品牌掺杂其中。 李国平认为,这些现象的根源是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伪”自主品牌注定会“自生自灭”。 鞋商刘尚(化名)明白,这些道理无疑正确,但实践起来,他完全处于行业下风。与不少莆田鞋企从业者一样,刘尚在有了鞋业经历之后做了制作品牌鞋的“阿冒”,此后尝试自主品牌,可是不得要领。 他注册了一个日本某名牌同音译的鞋子商标,只在中国国内销售,防止对方发现;他另注册了几个商标,拿1万双做试销,可是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当他退而求其次转做国外订单的代工时,意外又频频发生:工厂一年内出现了3起工人受伤事件,他钱还没赚到,倒是先赔了几十万元。 这不是个例,另一名鞋商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也在某知名品牌之后加了“jindian”的拼音注册了商标,虽外形有相似之处,但他还是申请到了外观专利。这种蹭热点的做法原本“他不死,我也不死”,可在鞋业普遍经历寒冬的大背景下,他的品牌赔了30万元,甚至,电商平台无视他的外观专利,仍然判定他的产品是高档造的。 销路,知名度,这是多名试水自主品牌的鞋商最头疼的话题。在一些学者看来,如果仅在品牌名称上玩简单的文字游戏,而不在实质问题上破局,所谓品牌最终只会做成山寨。 “既需要资金,也需要人才,成本几乎翻一倍。”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电子商务系教授李安渝看来,实现从简单的生产制造到建设自主品牌没有那么容易,最大的困难就是先要投入成本。 以“个性化”创意破冰市场 什么成本最需要投入?在各地自主品牌遍地开花的格局之下,个性化成为研究者心中最有成功希望的标签。 莆田鞋业并非没有成功样本,当地运动鞋玩觅(ONEMIX)就是以个性化著称的品牌。该公司董事长郭景曾是制鞋代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员,后来晋升为资深工程师,深谙其中门道的郭景明白品牌建立的艰难,“规模不能代表品牌”。 郭景告诉记者,玩觅在真正进入市场前,用了多年进行市场调查与用户研究,最终他们决定只做“运动鞋”,并且是个性化的运动鞋。至于生产,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郭景只是将这些交给有经验的工厂,而玩觅则多专注如何研发产品,如何进行推广。 在诸多媒体报道之中,众多转型成功的鞋商言必谈个性、定位与区分度。对市场敏感的鞋厂销售人员,成为问计的对象;需求旺盛的消费者,被分年龄、职业、兴趣进行“解剖”,每个痛点都成为企业家眼里的商机。在他们眼里,创意才是脱颖而出的法门。 撕掉“不诚信”的区域旧标签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莆田已被一些人贴上“不诚信”的标签。但又不容否认的是,一些造假产品背后,的确显示出莆田潜力无限的制造功底,曾有媒体报道称,有的假鞋只有在专业仪器的分析下才能原形毕露。 莆田的确是有实力的,比如莆田双威体育用品公司的“思威琪”。这个硫化帆布鞋的鞋底可以弯折10万次,而国标规定的鞋底弯折标准仅是两万次。 当地鞋业人士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莆田正试图“建立地方区域品牌”。就在去年,一个主打“互联网+青年创业”的平台在莆田落地,它主打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资源整合、技术交流、人才培训。 对于类似创客基地,李安渝认为“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创客基地“能带来什么”,他认为创客基地应该避免引入与莆田本地已有的同质企业,而可以尝试结合本地原有优势,引入相匹配的资源与专业人才。 这对鞋企来说挑战不小,在一些企业主看来,旧标签似乎是一种惯性。每个摸爬滚打的鞋商,都能说出那个灰色时代的段子:有人从代工厂里扔出图纸、鞋子,随后这些鞋被高档造;有人贿赂鞋厂员工或开发人员,得到一纸“配方”;有人打听到某品牌首发新鞋的国家,随后前往购买,回国“解剖”、复制后便大发横财;也有人在高档制之后,原厂家临时改变了款式,最终功败垂成。 在受访学者看来,这些“不诚信”的旧标签到了撕下的时候了,莆田应该做的,就是打造新的文化氛围,形成一个地区不同以往的区域特征和整体形象。 然而,尽管政府与电商平台的“打假”力度不断升级,但假鞋制造、交易现象仍屡禁不止。李安渝认为,这种现象无法根治,市场需求是这些企业仍旧运转的重要原因,只有从源头上改变消费者的意识、缩小市场需求,同时加大监管力度,才能杜绝这个现象的存在。 李国平说,集群品牌的目的是相互支持、互相联系,形成一种标签,好的集群需要一起去建造,“在这一点上,政府应当努力建立诚信氛围,营造新的文化”。 本报福建莆田1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