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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商一手货源 热度: 时间:2024-02-21 22: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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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容易,做好很难,题主加油吧。

蝶贝蕾传销为什么敢把人放走

慧杰是山西人,2014年7月他从山西一大学毕业。2015年初,被初中同学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到天津静海,随后加入“蝶贝蕾”。

慧杰将自己误入传销的原因归结为没有社会经验。刚开始时,他说自己从不把“蝶贝蕾”当做传销看,他最后的逃离是因为发现根本挣不了钱,“我是2016年年底出来的,在这期间投入了2万多元,自己一分钱也没挣到。”

其实,在中国众多的传销组织中,“蝶贝蕾”是一个老牌传销组织。

公开信息显示,自2005年开始,“蝶贝蕾”的一些成员加盟贵州虹跃集团的下属公司贵州虹跃药业有限公司,披起了“合法”的外衣。

在传销的分派中,它又属于典型的北派传销。北派传销属于低端传销,上当受骗的人年龄较小,层次比较低,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毕业或者未毕业的大学生占有很大比例,条件简陋,“吃大锅饭、睡地铺、上大课”。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1993年出生的慧杰说,他所在的团体里面,他的年纪都是偏大的,“年轻的最容易被‘洗脑’,洗得也最彻底,所以很多人都解救不出来。”

与南派传销相比,北派传销最终目的都是对受骗人员进行人身控制、消磨意志直到精神控制,“新人加入的时候,***件事就是没收手机,对他进行控制,继而给他‘洗脑’。”慧杰说。

而“蝶贝蕾”对外称直销,主要以感情邀约、介绍工作为由,给出高薪来利诱,在受害者到来以后,以恐吓、威胁,甚至对其进行人身伤害,来控制受害者。

最后让新加入者交2900元或3900元买一套产品,每人可以购买1到30份,只有购买了产品,才可以发展下线,成为真正的会员。

“蝶贝蕾”组织成员待的地方被称作“家”,接收求职简历和让员工面试的职位叫做“网上”,从***层“帅哥、美女”、新老板、小扛、大扛到大导五个级别。

“帅哥、美女”是新进来的新人,买了***份产品之后才可以成为老板,小扛才可以发展下线邀约新人,而一般能出去接人回“家”的都是高身价的小扛,他们在组织中投入大量自己的钱购买产品,不会跑。

慧杰发展了8个下线。他自称,逃出来时,他拉进去的人都出来了,这是令他欣慰的一件事,“出来后,和以前被我拉进去的同学都不联系了,不好意思啊!”

提起李文星,慧杰表示遗憾。他告诉记者,那时候“蝶贝蕾”到各个网站冒充公司发布招聘信息来发展下线的方式已经普遍,除了李文星,还有很多人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进去。

求职青年之死

正如慧杰所说,李文星在网络招聘平台“BOSS直聘”上误入传销的圈套。

多家媒体报道显示,李文星应聘的是一家上市公司科蓝软件,通过电话面试的方式让李文星误以为自己被录用。继而又以一个项目在天津为由,将李文星骗过去并将其控制。

河北保定20岁的李明(化名)也是传销的受害者,他求职经历和李文星类似,只是4个月后,他幸运地逃离了“蝶贝蕾”。

李明回忆称,在这4个月里,他一直计划着怎么逃离,“我是装着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买产品就买产品,取得他们信任。”

在一次外出聚餐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时,李明跑了,“他们抓我,我捡起一块石头把一个人的脑袋打破了,路边两个看热闹的小伙子只在那里站着,后来来了个50岁左右的大妈护着我,不让他们打我,说我是他孙子,然后我趁机跑了。”

但是逃跑之路并不简单,在路上李明拦了很多辆车都不愿意载他,最后幸亏有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最后把他送到车站,他才得以脱身。

但是,李文星并没有这样的幸运。记者获悉,在此之前“蝶贝蕾”伤人事件就不断被媒体曝光。

据媒体公开报道,2014年11月6日,天津静海,被害人曹某在逃离“蝶贝蕾”窝点时摔成双侧跟骨骨折。该窝点负责人是“90后”安阳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曹慧芳,案发时只有21岁。2017年2月,曹慧芳被天津静海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

2015年6月25日晚,5名“蝶贝蕾”传销人员在河北廊坊广阳区将骗来的刘某打死。2016年7月4日,廊坊中院判处主犯徐宏亮有期徒刑15年。

2015年7月25日,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3名天津静海的“蝶贝蕾”传销人员带着受害人蔡某逃跑,其间蔡某跳入鱼塘溺亡。3名传销团伙成员被以非法拘***罪各判刑1年半。

而李文星死亡的前因后果,依然等待警方调查结果。

决战传销

在此之前,“全国传销看北海,天津传销看静海”已经流行甚久,李文星之死引发舆论哗然,人们对天津的传销顽疾表示担忧。

随着媒体的报道,在李文星尸体被发现20天后,天津静海区委连夜召开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表示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非法传销运动,“从速从重,决战20天,在静海彻底根除传销顽疾”。

其实,这些年以来,天津静海相关部门对传销组织一直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

就在李文星尸体被发现前的7月7日,天津静海公安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静海公安在多部门配合下,抓获静海“蝶贝蕾”传销组织高层人员7名、传销骨干人员25名,遣返传销参与者数百人,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

而根据《中国工商时报》报道,自2008年至2014年6月间,静海区工商、公安机关累计集中开展打击传销行动近400次,累计取缔传销窝点1300个,教育遣返参与传销人员3.5万次,刑事拘留传销组织者和骨干分子近百人,解救300多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员。

同时,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找到16个关于传销组织“蝶贝蕾”的判例,发现全部是天津地区的。

2006年3月,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蝶贝蕾”的行动展开。山东《齐鲁晚报》报道,“蝶贝蕾”涉及全国60万人、20个省份,涉案金额达20亿元,仅公安人员掌握直接证据的A级头目就有1000多名,是彼时全国破获的案值***、参与人员最多的一起传销案。

如今,公安等相关部门对传销组织“蝶贝蕾”的打击已经超过整整10年的时间。

“不死”之谜

虽然国家对传销组织“蝶贝蕾”长时间严厉打击,但是常常遭遇死灰复燃的现实困境。

在慧杰看来,主要是大部分人被洗脑成功了,因此认定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圆自己的发财梦。

他发现,在传销组织内部,一部分受害者在被“洗脑”后,不自觉地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平时都是被‘洗脑’成功的人,仅仅盯着新来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改变新加入者的思想。”慧杰说。

而另一部分人,即使在知道这是一个pian ju之后,却不甘心自己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他们不会甘心的,他们也不会跑,即使你取缔了,以后他们还可能又去从事相关的传销行业,并且可能成为组织领导者。”慧杰说。

李明则表示,这与当地的风气不无关系,“当地人都把这种现象视为正常,这就给在里面的人一种错觉,觉得这是不违法的,是正常的行为。”

而令李明难忘的是自己的逃跑经历,“当时出租车司机把我载到派出所后,他叮嘱我,不要把他的信息透露出去,害怕传销成员知道后砸他的车。”李明说。

一位反传销人员表示,打击“蝶贝蕾”的难度在于,其在全国各地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往往某地一个‘蝶贝蕾’组织遭打击后,部分骨干分子转战他地,继续生根发芽直至壮大;或者一个组织内有骨干主动出去自立山头,发展壮大后与原组织并无直接联系。”

而据相关统计,我国刑法在2009年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了3682件一审判决案件,仅752起案件认定了“情节严重”。也就是说,只有约20%案件的被告人量刑在5年以上。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梳理“蝶贝蕾”相关案例时发现,这些传销组织领导者基本上都是被指控涉嫌犯非法拘***罪,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这一罪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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