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很难，但我知道我父亲做到了。他们那代人，道德标准非常高。以下是我从我父追悼会上听来的，今天的人听来简直就像传奇。我父本是承祧两房的地主少爷——我堂姑母家无男丁。1929年，我父15岁的时候，发誓“不吃剥削阶级的饭”，步行几十里到新民镇教书。教书一年后，身背书箱和稻草，晓行夜宿，步行几百里到省城考省立师范，考了全省第一！这说明什么呢？我父小小年纪，又要教书谋生，又要照料自己的生活，又要读书迎接考试，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不“慎独”是不行的。关键我父从不谈论自己，这些“事迹”我们子女都是从追悼会上听来的。我父解放前后都是校长，但都被解职。第一次：虽然我父两个亲弟弟都在国军抗日，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参谋，为国捐躯，一个投笔从戎的青年远征军，到了缅甸，但是我父当校长的学校礼堂，悬挂国共两党抗日将领肖像，我父被约谈，坚持认为，“凡是抗日的，都应该挂”，因此被解职。又没人监督，不挂不行吗？慎独，一切从道德而不是从利益出发。第二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我父认为是侮辱，知识分子比其他社会成员更不需要思想改造，于是愤而自杀。抢救回来，颈上留下明显伤疤，声音嘶哑，仍旧上课，但校长职务解除。我父几个学生对我说，我父经常悄悄塞钱给他们，因为他们家庭贫困。这又是慎独，学生不说，谁也不知道。是的，我父工资在本地教师中最高，但我去他学校，晚上睡觉，我和我父各睡一头，竟没有多的枕头，我父拿书给我做枕头。书倒有的是。我父在五七干校，从头学习挑粪种地、养鱼喂牛，晚上站在饭桌上挨斗争。后来返校，他见学校荒草丛生，拿锄头去锄草，那活比我这知青还干得漂亮！又没人叫他锄草，记得那天学校里又没人，教师进修学校又没学生。是的，我父已从他担任第一任校长的师范学校调教师进修学校当教师了。他的工作，是身背大邮包(里面装的学员作业吧？这绿色大邮包后来我带到凉山我当知青的地方去用了)，手拿油纸伞，一次又一次，走遍全县各面授点，给进修教师面授，所走路程，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吧？在那寂寞难耐的征途中，他是怎样战胜孤独的呢？那时没有客车，一切靠步行。周末回家，也步行。我母17岁教书，也曾是校长也被斗争撤职，我父地主家庭出身，我母城市贫民出身，不知道斗她的人又找的什么革命理由!父母几十年两地分居，我父一生，都在“慎独”。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家来，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人那天都不在家，阳光从纸糊的木格窗间照进屋里，我从后园厕所出来，看见父亲走近木壁，停下来。父亲没发现我，他正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感情里。在斜射进屋的阳光下，父亲对着木壁唱起歌来：“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几十年了，父亲沙哑的歌声至今在我耳边回响。这就是我**一次看见我父在没有别人看见的时候做什么。现在我知道了，父亲当时在思念他为国捐躯的弟弟和两次教儿打东洋的母亲！我父没有想到，仅十来年后，我弟弟又为国捐躯——五一劳动节放弃休假参加抢修发电机组牺牲。我父更没有想到，他的孙子、我的独生子……慎独怎么才能做到？据我所知，靠读书和几代的家庭教养。读书，其实就是给自己套上道德枷锁，做合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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