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发掘，中国已经有6400年的稻作农业史。这与最近40年的被当作方向的农业现代化导致大规模推进的化学农业、石油农业相比，后者不过只是中华农业文明史中的短暂一瞬。尽管短暂，却已使我国的农业变成了不可持续农业，在农村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和环境灾难；也恰恰由于短暂，在农村推进环保和农业生态修复显然是事半功倍的最佳政策选择。可以说，如果农村恢复了环保，则不仅全国环保大局既定，而且人民的食品安全也得到保证。因此，如何结合新农村建设推进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农业成为“面源污染最广泛的行业”是全球问题 欧美日发达国家大多数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制定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客观上是因为他们早于我国完成工业化、同期全面推进化学化的现代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以及随之而来的水土资源污染和引发的生态灾难也就发生得比较早。例如，美国的环境污染总量中2/3 来源于面源污染，而其中的75%是农业面源污染所致。此后，经过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约二十多年的调整，才逐渐推进了支付巨大代价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但由于垄断资本和产业集团的利益掣肘，至今也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污染问题。 在2006年“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一位德国的教授讲循环经济，他提出的理论很好；可据我在德国的考察，那里的大型养殖业往往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因为大规模产出的牲畜排泄物没有地方放，只能露天堆放，一下雨就污染江河湖海。我们国内大城市前些年形式主义地搞“市长菜篮子工程”，投资上了万头猪场、牛场，也同样造成规模养殖业的面源污染。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耕地只占全世界的7%，但很少知道中国耕地中“水土光热”等农业自然资源匹配的只占国土面积的9%。 这种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越是在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追求农业作为现代产业的增长，其结果就越会导致化学品等各种投入的增加；投入产出就越不合理；农业和农村也就越失去可持续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从现象上看主要是农业的化学化造成的。 例如，我国农药年产量和使用量均高居世界榜首，年生产近百万吨，世界第二，但其中几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农药市场主流产品大多数是发达国家禁用的；高毒的杀虫剂占总产量的56%。我国年均化学防治面积45亿亩次；因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而污染的土地超过2187万公顷，约占耕地面积的16%。全国每年施用量已突破130万吨（成药），以播种面积计，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用量的2 倍。据部分省市数据，蔬菜中农药检出率达54%。这是因为植物保护是需要大面积实施才能见效的技术推广，不可能靠小农经济完成；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购买农药是私营个体渠道。约半数农民不能合理使用农药，只有3.57%的农药使用是由技术人员操作的。此外，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仅400多条，欧盟27000多，日本9000多；目前蔬菜农药残留监控计划只不过覆盖37个大城市，占全国城市的5%。 再如，我国化肥年使用量已突破4千万吨，居世界之首，单位播种面积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 倍，成倍超出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我国湖泊与河流中的污染负荷有50%以上源于非点源污染，来自农业面源污染的约占1/3；很多地方大力推进产业化，在过去单纯追求GDP时代都是成绩；但在上海、浙江这类农业产业化发达地区，工业污染负荷只占杭州湾总负荷的10%，另外90%来源于农村和农业面源污染；此外，仅以占全国作物总播种面积20%的集约化、专业化的蔬菜、瓜果、花卉种植区域，每年因氮肥的不合理使用损失氮就达300 万吨，占我国氮化肥总用量的12%。大量使用化肥已经引发全方位立体污染，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难以逆转，以及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等。农业污染问题的本质尤其值得关注 这些现象虽然在执政党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前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却并不能归罪于中国农民采取了不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本文认为，我们是在人口增长造成对农产品的客观需求增加的同时期，进入了庸俗化的市场经济初期阶段，一方面是社会推崇消费主义造成世界罕见的食品浪费；另一方面盲目招商引资、加快城市化造成土地资源不断被大量占用，再加上小农分散经营的制度条件下只能放弃集体化时期主要采集天然来水和地表水用于灌溉的农田水利建设方式，“改革”为财政补贴分户打井灌溉，当然会导致地下水资源被过量开采。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使得在农业资源日益短缺的国情矛盾加剧情况下农业增产与面源污染互为依存的恶性循环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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